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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为何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:中国实在无人可得

发布时间:2011-07-18 16:56:00 来源:书摘

核心提示: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,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,谁也不给。倘因为黄色脸皮人,格外优待从宽,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,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,结果将很坏。

本文摘自《文人的骨气和底气》 作者:王家声主编 出版:世界知识出版社

中国人是有诺贝尔奖情结的。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,鲁迅先生对于这个奖及本国文学却有着清醒、理智的认识。

早在1927年,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?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,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,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,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。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这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这样的好事求之不得,鲁迅为什么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?他自己有着怎样的解释?

鲁迅当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

先看看鲁迅走过的道路。他当年在日本的学业没有完成便踏上文学之路,身无分文,心忧天下,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,办文学刊物。有个同学叫蒋抑卮,家里是开绸庄的,祖籍绍兴,与鲁迅私交很好,赞助了印刷费两百元。但鲁迅在日本最初的文学活动,毫无反响,杂志没办成,翻译的小说印出来卖不动。出师不利,使鲁迅认识到不可能靠文学吃饭。

回国之后,理智的鲁迅当然没有选择文学道路,而是在杭州、绍兴教书育人,养家糊口。人首先要吃饭,钱是重要的,这一点他一生都很清楚。辛亥革命后,欣赏他的同乡前辈蔡元培做了教育部部长,经好朋友许寿裳推荐,鲁迅有机会到教育部工作。从1912年到1926年的14年间,鲁迅的职业身份都是教育部的公务员,写作是业余的,主要是晚上的事。鲁迅在文学道路上的转机出现于1918年5月,他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《狂人日记》。写白话小说他不是第一人,但是他的这一篇石破天惊,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“鲁迅”这个笔名。胡适出名时不过二十几岁,而这一年的鲁迅,已经38岁了。其实1918年以前,鲁迅的生活是比较灰暗、孤独的,他自己说抄古书、古碑,似乎是看破了红尘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,这是个同人刊物,大家都是义务写稿。所以鲁迅早期不是靠写作吃饭的,他的收入来自教育部的工资和兼职讲课费。鲁迅依靠文学写作获得生活保障是从1923年以后才变成可能的,不过那时他依然没有想过放弃职业,专心从事写作。1926年7月离开北京南下,他先是到厦门大学做教授,半年后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,不到半年,又放弃了这份有500大洋一个月的职业(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7500元人民币)。

离开大学的岗位,47岁的鲁迅面临新的选择。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,直到1936年10月去世,这生命中最后的9年他做了一个正式的自由撰稿人。鲁迅靠写作过上了小康生活,看得起电影、上得起饭馆、吃得起药,还能经常接济一些文学青年。

鲁迅一生大约在103种报刊上发表了742篇文章。进入1934年,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,他经常投稿的《申报?自由谈》先后两任编辑黎烈文、张梓生被迫离开,其他几个常往来的报刊也被查封。11月,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。12月,他有点悲凉地在一封信中说:“在日报上,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。”但这只是一个方面,否则鲁迅怎么生活下来?

国民党不断查禁鲁迅的书、查禁他编的刊物是事实,但是效果很不好,因为国民党没有做到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上海还有外国租界,那些“诋毁党国”、“诱惑青年”的书刊,可以在租界书店里堂皇出售。举个例子,1933年,“左联五烈士”被杀害已整整两年,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说这件事,鲁迅愤怒地写下一篇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,《现代》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回忆说,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,编辑都不敢用,这枚“炸弹”转到他手里,他也有点犹豫,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。张考虑了两三天,最后决定:“上!”理由有两点:第一,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,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。第二,经仔细研究,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,在租界里发表,算不上什么大罪。

“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”

租界实际上提供了一把文化保护伞。鲁迅住在租界,个人安全基本没有问题。况且,国民党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,不同的人在性格、人品、思想上也有差异,鲁迅的同乡中就有一直爱护他的人,如蔡元培、陈布雷、邵力子等,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并有发言权的。

当年左翼文学走红之后,杂志只要登鲁迅的文章,销路就有了保险,只要有两种鲁迅的书,开起书店来就可以发达。碰上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,鲁迅还可以自己印刷出版,随便编一个出版社的名字(比如“三闲书屋”之类)。

1932年冬天,鲁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号称上海“文化街”的四马路上,集中着大大小小的书店,国民党特务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都是左翼的书刊,读者买的也多是这一类书和杂志,而他们经营的书店门可罗雀。他们把左翼书刊卖得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抓了起来,审问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刊?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刊?书店老板回答:“我们老板,将本求利。我不懂左翼右翼,我只懂算盘。”“算盘”这两个字,鲁迅是用很浓重的绍兴口音讲的,在座的多数是北方人,没有听懂,几个南方人则会心地笑了。鲁迅又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,他在用普通话讲的同时,还伸出左手掌,右手的指头在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的样子。这一下,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了,哄堂大笑。

鲁迅其实不主张赤膊上阵和国民党拼命。他主张打“壕沟战”,认为“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,若专一冲锋,而反遭复灭,乃无谋之勇,非真勇也。”在他眼中,用真姓名无异是“无谋之勇”。他自有与国民党检查官玩游戏的手法。

办的刊物往往出一期就被禁了,怎么办?换一个名称再出版。比如《萌芽》不行了,改名《新地》再办,《前哨》不行了,改名《文学导报》继续,《拓荒者》不行了,改名《海燕》当然,这些刊物最后都没能逃脱查封、停刊的命运。还有一个手法就是他津津乐道的“笔名”战术,有人统计过,鲁迅一生至少用过130个以上的笔名,其中光是在《申报?自由谈》就用过41个。他自己说过,不断地变换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,就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。胡适却主张“真姓名,负责任”,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。

晚年鲁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欢迎。他曾经向往苏联,苏联也曾请他去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进步作家大会,他没有去。1932年冬天,鲁迅谈及此事时说,能够去列宁的家乡,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他确实很向往,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,当然是难得的机会。

但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,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压迫,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,但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,能发挥些作用。“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,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,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。”经过再三考虑,他谢绝了邀请。从鲁迅自己的话不难看出,他在意的不是文学成就,而是发表文章,发挥一些作用。这是他的真心话,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人趋之若骛的诺贝尔奖提名。

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,他对“诺奖”提名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:

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。请你转致半农先生,为我,为中国。但我很抱歉,我不愿意如此。

诺贝尔赏金,梁启超自然不配,我也不配,要拿这钱,还欠努力。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,他们得不到。你看我译的那本《小约翰》,我哪里做得出来,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。

或者我所便宜的,是我是中国人,靠着这“中国”两个字罢,那么,与陈焕章在美国做《孔门理财学》而得博士无异了,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,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,谁也不给。倘因为黄色脸皮人,格外优待从宽,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,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,结果将很坏。

鲁迅的话虽然有些尖刻,却是一语中的。对自己的文学成就,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,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、虚骄之气最清醒、最彻底的认识,他内心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。

此外,鲁迅对自己也不无担心。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,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,写不出什么好作品,有负这一荣誉。他说:“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,有些疲倦,有些颓唐,此后能否创作,尚在不可知之数。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,对不起人;倘再写,也许变了翰林文字,一无可观了。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。”

事实上,自从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两本小说集之后鲁迅没有再写小说,在上海的最后9年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《故事新编》。他曾构思一部长篇小说,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,终未完成。

由于时代及个人的种种原因,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。鲁迅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,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,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、作品。鲁迅是明智的,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。他虽然为此失去了获诺奖提名的机会,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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